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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三常委的办学理念与实践
发布时间:2013-05-18  作者:毕军  来源:课程论文  浏览数:4648

西南联大三常委的办学理念与实践

 

四川省荣县中学校  毕 军

 

内容摘要:西南联大教育史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座丰碑,虽然只有短暂的八年时间,但成绩斐然。究其原因,是联大有一大批优秀的教授和高素质的学生,当然很关键的一点还是有三位大师级的领袖人物:北京大学的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是在他们的领导下,通过师生的不懈努力才取得了如此之佳绩。本文就从三位校长的办学理念与实践来解读这一段历史。

关键词:西南联大、办学理念、教授治校、通才教育、学术自由

一.西南联大的办学概况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在平津相继陷落后。于1937年八月奉教育部令: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南迁长沙,筹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佰苓组成筹委会常务委员会主持校务,并于同年11月1日正式上课。由于年底南京失陷,敌机轰炸长沙,时局十分紧张,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西迁入滇,4月抵昆明,即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的校务,仍有三校校长主持。西南联大自1938年5月4日正式上课至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共计8年,再加上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总计历时9年。三校师生在战云密布的年代里患难与共,团结合作,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为临大和联大写下了新的篇章。

西南联大创造了战时联合办学的典范,发扬了民主治校的精神。北大,清华,南开是三所久负盛名的大学,有不同的历史与不同的校风,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传统:爱国,民主的科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抗战建国事业,要培养一批治学,治人,治事的创业人才。虽然三校领导学校的作风不尽相同,但联大常委以其谦和与互让形成了和谐的集体,以其伟知和宏量发挥了民主治校的精神。因此组成联合大学后,三校关系和谐并创造了新风格。不仅难能可贵的完成了联合大学的任务,并为实现联合办学树立了值得学习的榜样。尽管西南联大处在强敌入侵,风雨如晦的艰苦环境中,但仍以刚毅不拔的精神,坚持严格的学风,为国家建设培育了大批业务与政治骨干,以及一代推动我国科研事业与国际接轨的杰出科学家。西南联大办学八年,在艰苦的条件下前后共招收学生八千余名,本专科生及研究生毕业近四千人,培养出了大批杰出人才:①1955年中国科学院院公布的470名学部委员(院士),西南联大师生有118人;②23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西南联大占8人;③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4人(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④诺贝尔奖获得者2人(杨振宁和李政道);⑤另外还培养出了一大批国际一流的科学家。这些成就使西南联大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成为我国近代教育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美国学者易社强称西南联大为“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的“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里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除了有一支实力雄厚的师资与大批素质优秀的学生外,关键是有三位德高望重的校长。是他们的办学理念在联大的实践与广大的师生的共同努力,使西南联大的历史成为中国近代史光辉的一页。

二.西南联大三常委简介

1.梅贻琦(1889--1962),天津人,现代著名教育家。早年就学南开学堂,是张佰苓的学生,1909年留学美国,1914年回国,1915年起在清华学校任教,后赴美国进修,1922年回国回清华任教,1926年任清华改制后的第一任教务长.1928年代理校长,同年11月赴美,1931年回国就任清华大学校长,1938年以清华大学校长身份任国立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

2.蒋梦麟(1886--1964)浙江人,现代著名教育家。1908年赴美国留学,1912年毕业于加州大学教育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习哲学与教育学,1917年获博士学位,3月回国,1919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1923年代理校长,1930年12月任北京大学校长。1938年以北京大学校长身份任国立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

3.张佰苓(1876--1951)天津人,著名教育家。1895年北洋水师学堂驾驶班毕业,甲午战败深受震动,愤然弃武从文。1907年创办南开中学堂,1917年赴美国学习,1919年回国办南开大学,1938年以南开大学校长身份任国立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

三.西南联大三常委的办学理念及实践

虽然三所大学有不同的历史和校风,但是三位校长都有留学的经历,在办学理念方面却存在许多相似的地方。因而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能携手并肩完成联大的办学任务。三常委都提倡"教授治校,民主管理",都提倡"通才教育",都注重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与培训。同时也提倡"学术自由"等。

1.强调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教授治校的主张,来自于欧洲现代大学教育的思想。在中国,这一思想在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时就已奠定基础并开始实施。在清华,于梅贻琦任校长之前就有了萌芽,主政清华后这一思想得到了光大,对教授在大学中的地位与作用,梅贻琦提出了他的大师说,他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的教授,"进而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就教授与校长的关系,梅常委认为,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和凳子的。"由此可见,梅常委对教授在办学中的地位与作用高度认识。

   在高校实行民主管理的方针,是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蔡元培和蒋梦麟的必然选择,蔡元培开拓出"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基本蓝图,蒋梦麟则协助完善了这一体制。1912年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学令》即定下了教授治校的基本框架,由于政局动荡,这一政策没有在各大学中落实,他就任北大校长后着手落实这一政策,一是1917年组织评议会,二是于1918年组织各部门教授会。蒋梦麟在1930年就任北大校长后,虽然由于政治原因和他没有蔡元培那种宁死不屈的政治风骨,加之他又是体制内之人,因而采取了妥协实用的立场,推行"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工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即使如此,但在实际组织中却依然为北大保留了"教授治校"的空间。

  这一办学理念在西南联大也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在联大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和副教授组成,常务委员会委员和秘书主任为当然成员。教授会是治校机构,听取常委会主席报告工作,讨论学校的重大问题,向常委会或校务会提出建议,或讨论他们提交的事项,选举参加校务会议代表。教授会不定期举行,但每年至少一次,开会时由常委会主席主持,如遇与政府规定发生矛盾而常委会与校务会又难于解决的问题时,才增加开会次数,如一二.一运动期间,教授会就多次召开声援学生运动。教授会对学校的行政管理,教学实施,学生学习都有相当的影响和作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授治校的精神。

2.倡导"通才教育"(自由教育)

   梅贻琦校长的大学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通才教育。但不是西方通才教育的简单移植,而是以中国古代儒学家"大学"教育思想为基础,博采现代中外大学教育思想之长,融合而自成体系的。梅校长认为大学应面对社会现在及将来的需要,造就人才和研究学术,当前中国社会需要的是通才,所以他主张大学教育就是通才教育。梅校长的大学通才教育观与社会需要专才之间的矛盾,他是这样来解决的,他指出大学教并不是教育的全部,造就通才是大学应有的任务,而造就专才可以通过大学研究院,高级专门学校来培养。他以当时工商界多数只能聘任一位全能的工程师为例,反对时人偏重专科的理念他认为大学所要造就者,不是粗制滥造的专家,而是"周闻洽治,本末兼修.博而能约之通士。"以便于学生毕业后既可以朝专业人才方向发展,又可以担任中学教师,行政人员。

  蒋梦麟学成回国后,提倡平民主义教育,也既是通才教育之意思。他指出中国的教育是牧民政治教育,要改为平民教育,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三个方面努力:一是要养成独立不移之精神,改变过去那种萎靡不振,依赖成性的恶习;二是要养成健全之个人,改变以往好学者读书,读书愈多,而形体愈弱的传统,三是要养成精确明晰之思考力,改变平时凡遇一事,或出于武断,或怒于成见,或出于感情的毛病和喜欢用差不多来判断事物的习惯。蒋校长的平民教育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增进平民的知识与能力,使每一个人都养成健全的人格.只有这样社会才能不断进步,和平才有真正的保障.他认为,"强国之道,不在强兵,而在强民,强民之道,惟在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因而他得出"所谓教育,就是为了达此和平目的之方法也的结论。

  张佰苓校长提出大学的任务是培养救国之领袖人才。1916年他指出:吾以为"今日中国第一要策,即在教育培养有才干的领袖,以养成一强有力公正无私之政府,方可御外,否则非人亡我,实我自亡。"1922年在谈到南开大学的任务时,他强调,"当一新环境之袭人,须先自定方案,即有一种动机,以应付外来环境逼近,以与之较胜负,继续不已以至终身,始克得胜.今吾中华民族所最缺乏者,即此种有动机,而能引领全族出此迷津之领袖.南开大学即造此领袖之所望.当然,张校长所谈的领袖人才并不是仅指政治家,而是包括社会各方面的带头人才。所以南开大学开办之初,就按照"理以救国,文以治国,商以富国"思想,设文,理,商三科,体现了张伯苓培养救国领袖人才的思想.这思想与梅贻琦"通才教育"的思想不谋而合。

   联大各科系的专业范围比较宽阔,基础方面又有一系列的严格要求,使学生受到扎实的科学训练,应变能力强,有利于以后进一步的发展,经过进一步的学习,可以创新,可以开展边缘学科,新科学的研究,有比较宽阔的发展前途。因而使联大的学生普遍受到社会上以及用人单位的好评。

3.都倡导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来源于欧洲现代大学教育的思想,梅校长则使之与中国传统儒学的相应思想有机结合进行阐述.在<大学噶解>里,他谈到大学"所不可不论者为自由探讨之二风气,他认为要提高学术研究,大学必须增加设备,以聘任优良的教授。

   蒋校长在任北大校长后,明确提出"学术自由之权,所以求思想与学术自由之发展,不受外力之挠也。研究学术而有所顾虑重重,则真理不明。"作为北大的校长,蒋校长始终坚守着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余绪。在北京大学保留了早在五四时期开设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课程,国势日蹙的岁月里,蒋校长努力提高学术水平,不仅十分推崇蔡老的"学术至上"的理想,而且还把学术兴衰同社会进步相提并论。他认为,学术衰,则精神怠,精神怠,则文明进步失主动也。他说"有真学术,而后始有真教育,有真学问家,而后有真教育家。"他同时还注意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他曾约请过一些外国学者来校作学术报告。

  西南联大充分继承和发扬了三校的学术民主精神,特别是兼容并包的精神。联大汇集三校学者专家于一堂,由于联大充分发扬了学术民主,使其成为勇于自由探讨学术的论坛,不同学术主张的专家均无向隅的寂寞。这不仅调动了教授任课的积极性,而且也使学生大开眼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辩能力。如中文系开设的中国文学专著选读从《诗经》、《尚书》直到若干家唐诗共25种,有的专著有两个教授先后或同时讲授,风格各异。联大教授授课风格各异,但一般都反对照本宣科,而重视讲授自己研究所长。如吴宓教授,他所讲授的最精彩的课程是欧洲文学史,讲课时,他自己完全融入于作品之中,他的课极富感染力。

   联大的碑文中说,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联大的办学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

4.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与培养

   1925年在南开大学商学院成立大会上,张伯苓指出:“南开大学教育的目的,简单地说,是在研究学问和练习做事,做事就是应用学理,将平日所得来的公理,原则,经验应用出来到事实上去。”“我希望南开大学能造出一班有组织能力的人,以发达中国的实业与国家的富强。”从而我们可以得出,他认为大学要服务于社会,学问要应用于实事。这其实就是在强调基础知识的重要性,学好基础知识才能更好的提高与发展自己,从而为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梅校长认为“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通识者对这三大部门均应相当的准备而已,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的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之理,此则所谓通。”从这我们可以看出,梅校长的通才教育,要让我们的学子达到通识的水平,就是说要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训练,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做到,对三门学科都要有所了解,对其中之一要有一定的深度的理解,对三门学科要能会通。

   蒋校长主张学校教育要确立目标,他指出:"小学为普及教育之机关,使国人具有常识,非从小学教育入手不可.其标准当使学生徒具有日用所必须之知识。中学当以培养初级领袖为标准,大学者,为研究高等学科而设,其学生为将来增进文明之领袖.故当以思想自由为标准。这也反映出他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只有学好了基础知识才能进一步提升能力,为科学研究与增进社会文明奠定基础。

   西南联大对基础课的要求相当严格,设有一年级学生课业指导委员会,一年级结束时,有些系规定,某一二门基础课,成绩达不到某个标准不能进入二年级。联大规定,所有课程不及格不能补考,必须重修。学校对基础课教学力量的配备也是十分重视,一二年级的基础课,即使是大一国文,大一英文等班次较多的课程,也有知名教授参加任课。理工科,特别是工科,课程负担重,每周都有考试,甚至星期天也有考试,暑假也安排课程,考试评分极为严格,不及格的人相当多。因此能顺利地完成低年级的基础课随班升级,不是很容易的。理工学院除了理论方面要求严格,动手能力对同学要求也很高,如化学系的定量分析实验,实验数据达不到一顶的精度,老师拒绝签字,必须重作。工程院的工程画和金工实习等,对学生的作业也有严格要求,这样一来,使学生受到严格的基础训练。还有联大的校系领导,重视教学实习,实验,这对保证理工科学生的学术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联大刚搬到昆明时,理工科的仪器设备不多,但校方集中财力,尽量通过各种渠道,从上海,香港以至国外购置必需的仪器设备,在加上教员自己动手制造设备,各系都开出了一系列的实验课程。一般来说,在战时的大学中,能具备理工科的教学设备条件的也是不多的,可见联大是相当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

   西南联大在其存在的八年,不只是在形式上的弦歌不辍,而且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国家培养出了一代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这些成果应归功于在三常委的办学理念指导下,同学们的勤奋刻苦和教职员的敬业精神,从上面三常委的办学理念在联大的实践以及取得的成绩来看,三位教育家在关于大学教育的目的、任务、内容、措施等重大问题上有着十分接近的观点。他们都对教育救国有着坚定的信念,都对西方现代大学教育思想有着深切的领悟,都对中国传统优秀教育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这就使三校在组成西南联大后在办学方针,人才培养的标准,教育方式的实施,学术氛围的营造等重大问题上有着互通,互取,互信的积极要素,三校的传统与特色得以尊重,保持与发扬。联大的历史虽然只有短暂的八年,但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在中国新民主主义史上都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参考书目:

1.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主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G]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

2.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M]. 三联书店  2001年

3. 廖名春、刘魏 主编.老清华的故事[G].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8年

4. 钱理群主编.走近北大[G].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年

5. 王喜旺.学术与教育互动-西南联大历史时空中的观照[M]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8年

6. 杨立德.西南联大的斯芬克司之谜[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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